每个学生研究英帝国的某一个阶段,小说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洱

光明日报记者 杜羽

早在问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前的差不多一年里,李洱的《应物兄》就伴随着各种争议一路横扫各类文学期刊的年度奖项。

中新社北京12月10日电 (记者
马海燕)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多卷本《英帝国史》10日面世。该书是中国著名历史学者钱乘旦领衔的学术团队20年研究的成果。全书按英帝国的启动、形成、发展、转型、巅峰、危机、衰落、终结分为八卷,旨在对英帝国的历史做全面系统研究。

一部“二十四史”,浩浩几千年风云。一套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,洋洋二百余册。在初冬的北京展览馆,前来参观“伟大历程
辉煌成就—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”的人们,不时在这套书前驻足,遥思写就了历史的古人,更致敬那些不忘本来的今人——因为他们的努力,70年来,3万多种古籍像“二十四史”这样,有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整理本。

金沙澳门官网,至于为何选用“应物”这个名字?李洱解释说,“应物”二字在中华文化中屡有提及,指这个人和世界打交道、与世界交流的过程,“身上既有传统文化,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,在与外界交融的过程中,空间会被慢慢地打开。”

江苏人民出版社当日在北京举办《英帝国史》出版发布会。该书主编、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介绍说,参与该书的作者全部是他的博士研究生。他在20多年前就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发展,每个学生研究英帝国的某一个阶段,为今后写一部完整的《英帝国史》打下基础。20年过去,当年的研究生现在已经是各研究机构的专业骨干,成长为副教授、教授。“20年的艰苦不言而喻,所幸的是,我们一直坚持了下来。”他说。

一辈接一辈地整理古籍,是中国人的传统,孔子做过,朱子做过。但科学、规范、有系统、成规模的古籍整理,是一项崭新的事业。

一如他本人。2001年,李洱在《花腔》的《卷首语》中写下:“葛任是一块魔毯,既能将你送上云端,也能将你推下幽谷。”那块魔毯一路飞行,直到18年后,裹住的是《应物兄》。有人给它贴上“当代《儒林外史》”的标签,还有人认为这是“一本专门写给评论家,以至于可以让评论家借题发挥自己理论知识的小说”。而最本真的事实是,李洱为写这部长篇13年间用坏了多部电脑。或许,这正是李洱式的幽默、戏仿和反讽。

该书把英帝国史分为八个阶段,每阶段写成一卷书。第一卷写英帝国的萌生;第二卷写英帝国的形成;第三卷从多个角度来表现重商主义帝国的基本特征;第四卷写重商主义帝国向新帝国转变;第五卷写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帝国;第六卷写“无形帝国”变成“有形帝国”阶段的英帝国;第七卷写帝国的危机转变成衰落;第八卷写帝国的解体。

新中国成立不久,一个后来被人们习惯称为“古籍小组”的机构应运而生。从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到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从《甲骨文合集》到《敦煌经部文献合集》,从《古本戏曲丛刊》到《中华大藏经》,每部重要古籍图书整理出版的背后,都有古籍小组的身影。

1、此李洱非彼“李洱”

钱乘旦说,英帝国史是英国史研究中一个特殊领域。英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,它存在的时期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。在中国,虽说关于英国历史的研究一直很活跃,但英帝国史的研究却很薄弱,希望这部《英帝国史》为中国读者展示一个新的领域。

是文化传统

上世纪90年代,李洱写了一部有自传性质的中篇《中原》,小说里面有一个人叫李洱。他后来经常想起这部寄了出去却石沉大海的中篇,就用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做了笔名。

多位研究者认为,该书创建了中国学者自己的诠释体系,提出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的英帝国史研究框架,既是实证研究,也是理论探索,对英帝国存在期间的重要问题,建立自己的解读模式。(完)

一张四尺米色虎皮宣纸,在中华书局的档案室已经保存了60年。铺展开来,先是露出“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”几个字,紧接着是近百人的签名,陈垣、章士钊、顾颉刚、叶圣陶、范文澜、魏建功……无不是名家、大家。

他的处女作《福音》是个短篇小说,署的原名“李荣飞”。当年在先锋文学圈子里影响颇大的《关东文学》主编宗仁发至今清楚地记得,大概是1987年的某一天,收到一位叫李荣飞的作者发来的短篇小说,它记述了一位87岁的老奶奶讲述的荒诞不经的故事。结构完全不同于传统小说,语言也十分特别,几乎可以说是诗意化叙述,故事内容也不再写实,而是变形和虚幻的。

这是1958年2月9日,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时的记录。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任组长,成员19人,叶圣陶、吴晗、陈垣、陈寅恪、罗常培、张元济、冯友兰等名列其中。小组下设的文、史、哲三个分组,又汇集了钱钟书、顾颉刚、侯外庐等一批响当当的专家。虽然如今这个小组已经更名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,小组办公室也从中华书局调整到中宣部出版局,但“古籍小组”的简称一直保留了下来。

随后,李洱发表了第一个中篇《导师死了》。这篇作品是格非推荐给《收获》杂志程永新的。程永新觉得有点意思,让他改。“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上海,又到上海改稿子。格非帮我找了个宿舍,每天下午5点钟会过来问我的进度。他经常会提一些很委婉的意见,你得仔细听才能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程永新有时候晚上也会过来谈稿子。后来,改来改去,就变成了五万多字的小说。最后定稿是在郑州完成的。”

“小组”小,但其学术阵容之强大,一时罕有伦比。当年2月22日的《光明日报》,有一则关于小组成立的消息,记录了齐燕铭的发言。他说,几年来,各方面对中国古籍的整理出版已经做出一些成绩,但也存在着出版重复、质量不高和与读者需要不符合的缺点。因此,亟须加强领导,根据党的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遗产的政策,按照学术研究、教学工作以及社会读者的需要,制定比较长远的规划。

那时,李洱还写过一篇小说《加歇医生》。他先寄给《上海文学》没有音讯,直到很多年后,他才看到当年编辑留下的稿签:“刊物已发过写知识分子的小说了,不宜再发。建议作者转寄他刊。”后来,格非把作品寄给了《人民文学》。等李洱回到郑州,在传达室看到《人民文学》的信封,用手一摸,很薄,不是退稿。他感觉到心头一颤。信中说:“我是李敬泽,看了你的小说,准备发在第十一期。你不要再投寄别的刊物。若还有别的小说,也可寄我一阅。”

“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,拥有如此丰富的传世典籍。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,不仅守护着前代的典籍,而且不断地整理、积累、吸收、传承着这些典籍。我们不仅有像《论语》这样的经典,而且有大量诠释经典的文献,其中不少文献也已成为经典。”在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看来,古籍小组是中华民族文献整理传统在新中国的延续,“整理这么丰厚的文化遗产,需要通过编制国家规划统筹安排,只靠学术界、出版界的零敲碎打是不行的。”

李洱手头并没有别的稿子,就又写了一个中篇《缝隙》寄了过去。李敬泽又发了这篇小说,还约著名作家、当时的河南省作协主席田中禾先生写了一篇评论,在《人民文学》同期发出。李洱至今觉得,任何一个作家的成长,都不仅是他个人的事。改稿的过程,与好编辑交往的过程,对作家最大的意义,一是让你找到自己,二是帮助你丰富自己。

“小组”固小,但刚起步,就是大手笔。1960年发布的《三至八年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》,就将“二十四史”整理纳入其中,《全唐诗》《全宋词》《册府元龟》《太平御览》《永乐大典》等一批具有“四梁八柱”性质的传统文化典籍都被列入整理规划。

回忆早年的写作,李洱喜欢的作家有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、胡安·鲁尔福。相对而言,早期受博尔赫斯影响更大一点。但是,他也觉得,直到现在,理解博尔赫斯的人并不多。博尔赫斯并不是一般中国读者眼中的博尔赫斯,比如他改良了西班牙语,他的小说与拉美现实也存在着极为紧张的关系。李洱后来的写作,与博尔赫斯关系不大。他早已走出了博尔赫斯。

“古籍图书的出版周期长,出版难度大,对编辑的要求高,而市场需求相对较小。”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姜小青认为,编制实施古籍规划,让古籍出版经费更有保障,也让古籍出版社能找准方向,理直气壮地去追求那些能够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。

和同时代的作家一样,李洱受外国文学影响至深。当被问到最希望和哪位作家对话,李洱说:“我很想问加缪,如果默尔索的母亲只是病了,如果默尔索结了婚,《局外人》该如何写?我也想问帕斯捷尔纳克,如果他写叶夫格拉夫的生活,他该如何写?后者是小说中编辑出版《日瓦戈诗选》的那个人。这样的一个人,阿赫玛托娃不会注意,曼德尔斯塔姆不会注意,所以帕斯捷尔纳克不仅是诗人,还是小说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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